沒有三毛的一帶一路:當代中國的流動性幻覺

2025-07-12 | 來源: 議報 | 轉到微信 | 有0人參與評論 | 字體: 放大縮小 | 收藏 | 打印

在今天這個動輒談全球化與出海戰略的時代，我們或許很難想像，一百多年前的梁啟超，竟能毫無阻礙地往返於東京與舊金山之間——他想去就去，去了就辦報，還能把清代的“進士”身份轉譯為美國人口中的 “Master Degree（碩士學位）”，獲得當地華人與政商界的盛情招待。這絕不是因為當時的交通比今天方便，簽證政策比今天寬松，而是因為那一代人——或更准確地說，那一代少數精英知識分子，所擁有的文化流動性，幾乎是今日中國所難以再現的。不是因為能力不夠，而是因為我們從根本上放棄了對世界的想象力。

歷史的反諷在於：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幾乎還沒有一個現代意義上的“國籍”概念，他們在帝國的廢墟上徘徊，身份流動，語言混雜，但那群人卻異常敏銳地捕捉到全球思想的風向，理解憲政制度與報刊言論的邏輯，甚至試圖用東亞的語言系統對抗西式的話語權。今天我們可以在數小時內直飛倫敦、迪拜、開羅，手機打開就是中文導航與支付寶，但我們的文化反應能力與世界互動的密度，卻早已從思想的主動者退化為資源的消費者，甚至是輸出的投機者。

這種流動性的差距，不只是能不能出去的問題，而是出去之後要做什麼的問題。如今一個人可以在海外買房、外派、創業，甚至成為當地的“金主”，如同“美國工廠”中的“曹德旺”，但他對當地文化產生的影響力和共鳴度，幾乎是零。說得尖銳一點，我們只是把中國內部熟悉的那套商業模式或投資邏輯平移了出去，包裝成國際化的樣子，卻未曾真正理解或尊重在地性。

過去的流動，是一種知識性移動與文化性參與。當年的梁啟超、章太炎、魯迅、林語堂——他們離開中國，不是為了建一個貿易站，而是為了思想的交鋒與文化的生成。魯迅在仙台看見解剖課上的中國人遭羞辱，於是決定棄醫從文; 林語堂在美國編寫英語讀本，輸出“中國幽默”; 他們無不是把自身置於“他者”的語境裡，主動翻譯與詮釋自己。

而如今，我們外派去非洲、東南亞、中亞，建起一帶一路的工廠、鐵路、港口，但除了少數經貿文宣文章以外，有誰能清楚地說出非洲的族群結構、語言流變與思想史？更不用說在文化上激起什麼實質性的對話或反思。我們連一個當代版的“三毛”都培養不出來——沒有哪個中國人真的在撒哈拉生活多年後寫出一本真正有觸感、有深情、有批判性的作品，而大多數中國人仍靠“援外醫生”“非洲饑餓兒童”這類新聞甚至是“生日祝福舞團”“請原始人吃辣條”的獵奇視頻來理解整個非洲大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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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一種自我封閉的國際化，是一種文化上不願受孕的全球化。中國確實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走出去了，但我們走得太快，以致忘了留下想象力與文化好奇心。我們以為自己正在全球布局，其實只是在復制自己。

企業出海，成為“國際公司”，但真正關心當地教育制度的有幾人？學術交流密集，但真正能用在地語言進行非功利對話的又有幾人？我們崇尚“講中國故事”，但講得最多的是“中國故事怎麼征服世界市場”，而不是“中國故事如何被世界理解，或與世界互相改寫”。

而這種對文化“不敏感”甚至“不感興趣”的趨勢，其實也正悄悄侵蝕我們對中國文化本身”的再生能力。當一個社會對外部世界失去文化想象力的同時，它對自身的文化也會趨於僵化與工具化。如今的“中國文化”經常變成一種政治標語或經濟外衣，而非一種活的生命體。從孔子學院到國風美學，從國潮服飾到唐詩宇宙，一切文化都被拿來做形象工程，或流量轉換，真正的交流、沖突與互鑒幾乎被排斥在外。